1975年，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中国青年出版社与姚雪垠商定修改出版《李自成》第二卷。但是这样一部内容丰富，涉及问题久远，篇幅很长的历史小说，在“四人帮”对文学艺术界实行法西斯专政，大搞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影射史学”、“儒法斗争”的动乱年代，要修改好出版，其困难如同一座难以征服的大山。
姚雪垠十分清楚，《李自成》第二卷要修改好出版，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要不要照“四人帮”的意图将李自成改写成反孔英雄？要不要在这部小说中写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二是要不要按照“四人帮”的“三突出”、“三陪衬”，把英雄人物李自成写成绝对纯洁，绝对正确，毫无缺点；把反面人物崇祯皇帝、杨嗣昌等表面丑化，使之程式化、脸谱化。
在真理和权力的人生十字路口上，姚雪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他表示：“我既没有看见一条经得起推敲的史料证明李自成偶然反过孔（更不要说一贯地），也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找到理论根据。”“李自成所领导的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意义远远大过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我不能在小说中造一条儒法两家的路线斗争。”
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姚雪垠顶住“四人帮”的强大压力，按照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修改好一半以上的稿子，正准备发排，却偏偏赶上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这使姚雪垠面临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
《李自成》第二卷中有个单元写崇祯十三年畿辅和山东千余名士民来京伏阕上书，结果在承天门前发生了惨案。
明代的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历史出现了巧合。小说是1964年写的，又是366年以前的事，偏偏在小说即将发排时，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为了避免影射之嫌，出版社建议姚雪垠把这个情节删去。但姚雪垠却坚持不删。他的理由是，自己写的是历史，没有写天安门事件，而且是早在1964年就这样写了。后来关心他的同志也劝，何必自投“四人帮”’的文网呢。如果坚持下去，说不定书也不能出版了。
最后，姚雪垠只好稍做让步，将锦衣旗校打人、捕人的文字删去，改为将上书的百姓驱散了事。但他同时提出，以后再版时一定要恢复原貌。
到了出版的最后一关审稿，姚雪垠的麻烦仍没有完，武汉市委认为关于崇祯皇帝的宫廷生活和朝廷斗争，以及杨嗣昌等大臣的章节可以尽量压缩，对崇祯皇帝和杨嗣昌等人要少写几笔，并要加以贬词。姚雪垠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他激动地说：
“这是创作方法问题，是艺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我可以考虑。”
“他们所提的意见，我不能同意。我宁可不出书也不改。如果他们最后还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回武汉去！书，不出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审稿部门最后终于同意了姚雪垠的正确意见，中国青年出版社将稿子发排付印。199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建业著的《姚雪垠传》，将这段故事公之于众。
